家的归属感，或许并不仅仅源自血脉，更来自于相似的来处、相同的困境与希冀。在影片后段，三青说出的那句“来福大酒店，我的家；来福，散不了”，成为了点睛的题眼，它对我们传统中“家”的含义重新阐释，家，不再是一个具体精准的排他性概念，而是一种命运的选择。
作者：条形码
编辑：蓝二
版式：王威
一个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中年男人，决定去一家破落得摇摇欲坠的“酒店”当间谍，只为伺机找到老板娘的把柄，好让她心甘情愿签下拆迁合同。
即便《来福大酒店》的故事是关于我们熟悉的生死命题，但它拥有了一个颇有新意和趣味的打开方式，让人能够在熟悉的况味之外，咂摸出一丝不落窠臼的黑色幽默。
近段时间以来院线电影的整体票房表现比较低迷，在这样的环境中，尽管票房未能有大的突破，《来福大酒店》一定程度上的类型题材稀缺性还是吸引了不少年轻观众的注意——它所对焦的正是老龄化社会、原子化社会所必须面临的沉疴。比如在抖音上，不少用户对于“我们穷尽一生都难以释怀至亲的离开”这一话题颇有共鸣；而在豆瓣，也有观众赞许该片对于医院周边的生态系统的精准捕捉和关注。
在故事推进中巧妙嵌入社会议题，客观展现不那么体面美好的现实，是《来福大酒店》第一处自我表达；细致入微地展现出陌生人之间，因相同境遇从而突破血缘、地域、年龄和性别，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相连，成为了影片的第二处笔墨；除此之外，影片最终给出了一则看似中庸实则适配当下社会状态的生活建议，这或许才是它真正想要做的价值传递。
社会议题的交错
冷峻社会的缩影
来福大酒店，短短五个字，却暗藏两处谎言。
其一，所谓的“大酒店”实际上只是一家挤在三层小楼里的旅馆，由于年久失修，外观早已破败，唯一还算拿得出手的，便是那块闪着黄光的霓虹招牌。
其二，“来福”的意味微妙，它是一家名副其实的“癌症旅馆”，接待的都是去旁边医院看病、治病的病患和家属，住着的都是因为看病耗去大半家财的可怜人，“福”字对他们而言，更像是一种残忍的祈愿。
同样和“福”字不对付的，还有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李清让。李清让不喜欢这个名字，所以自己给自己取名三青，那个“让”字，成为了他难以宣之于口的“隐疾”，他学不会让，也不愿意让。三青十年前一时热血见义勇为，却不慎造成对方死亡，最终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十年后刑满释放回到家中，又害得向来和他不对付的老父被当场吓进医院，医生检查后告知：要做手术。而此时，家里却凑不出十几万手术费。
此时的三青与从前一起混社会的小弟王达基重逢，后者告知他来福大酒店那块地已被自己的大哥看中，就差这一户便能够去市里报批，并许诺他一笔丰厚的酬劳，让他去做间谍。就这样，三青来到了来福大酒店再就业。
来福大酒店里住着形形色色的病患， 自成一个小社会，这里有写得一手好书法的丁克族老傅，有酷爱耍剑、生着病还戒不了烟瘾的老石，有总是挂着微笑的秀梅，有为了照顾母亲抠搜节俭的毛会计……同时，这里还有一帮有温度的伙计们，看上去精明实则细心善良的老板马小琳，戴着假发却开朗阳光的河北，还有那个混不吝却温情正义的三青。
导演通过一个接一个登场的小人物昭示这家小旅馆里每天都在上演的人间百态，更是通过发生在这些小人物身上的故事，串联起那些沉重的社会议题。影片中有几处细节让人印象深刻。一处是王达基等人利用三青服刑人员的身份传播谣言，造成来福大酒店客源流失，看到人们对于服刑人员始终存在的偏见。一处是身体大不如前的老傅独自前往殡仪馆买骨灰盒，茕茕孑立的背影不免让人感到恐慌和担忧，因为老傅正是老龄化社会的缩影。
无论是服刑人员再就业、老年化社会如何养老、癌症病患如何度过生命最后一段旅程，还是强拆、丁克、亲子关系等社会现状，都有角度和篇幅去精准嵌入，与此同时并不会令人觉得在消费和利用现实问题，创作者对于现实有着自己的观察，而非站在高高在上的审判席，是走进人群，真正去看、去听、去感受。
“家”的现代性意义和一群人的相连
波德莱尔对于“现代性”有着深刻的洞见，在他看来，“现代性是暂时的、稍纵即逝的、偶然的”。现代性，意味着一种瞬时的动态，而这样的现代性在“家”这个古老的概念上跃至顶峰。
早在2018年，是枝裕和就借《小偷家族》展现出现代社会人们对于“家”和“家人”不同于往昔的理解，“家”并不仅仅能通过亲缘来维系，家庭的根基是紧密连在一起的心。而在《来福大酒店》里，以来福大酒店为主要载体，“家”的现代性意义被再次加粗，人与人的相连有一种近乎罗曼蒂克的美感。
主创团队通过几组人物关系互相比照、互为映衬，来体现这种联结对于个体的作用。三青，便成为了其中的聚焦点。三青改名，其直接目的是为了与父亲叫板，而根源性的矛盾则在于，他对于自我，并不认同。来福大酒店，成为了他完成“蜕变”的关键一环。
起初的他将王达基那套“社达论”消化得一干二净，他反复告诫河北等人，“以前的人靠脸就能挣钱，现在没钱哪来的脸”。但他真的这么想吗？事实上，李清让的前半生是不合时宜、与社会主流格格不入的，因好心而办错事的无奈，因不被认可而挥发戾气的自苦，因渴望亲情而试图靠近的落寞，这些构成了他，又在关键时刻摧毁了他，而最终也重塑了他。
因为人的天性始终无法被湮没，三青良善的底色无法被掩埋，于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来福大酒店的霓虹招牌，成为了李三青心里唯一亮着光的东西；那个得了尿毒症、无儿无女的老傅，也与三青理想中的父亲形象重叠；一碗芝麻糊，让三青沉溺在从未真正拥有过的“父爱”之中。三青抓住了混沌生命中唯一一根稻草，他与这些病友、与马小琳等人最终紧密相连，也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自我构建。
同三青一样，老傅也在来福，寻到了自己晚年生活中最后一束光亮。他同“座山雕”老石成日拌嘴吵架，却在老石病愈离开后，始终不愿打开房门去见一面老友，只敢透过窗户，远远望一眼他。老傅欣赏三青，他告诉三青自己没有孩子的原因，听到三青叫自己“爸”时脸上雀跃着惊喜，老傅与他人的连接，更能映射出导演想要表达的价值观念：家的归属感，也许并不仅仅来源于血缘，更来自于相似的来处和相同的困境与希冀。
在影片后段，三青在老傅的寿宴上说出的那句“来福大酒店，我的家；来福，散不了”，成为了点睛的题眼，它将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念中最为重要的“家”的含义重新阐释，家，不再是一个具体精准的排他性概念，而是一种命运的选择。
毛会计母亲在弥留之际曾经短暂苏醒过，她在便签本上写下“回家”二字 ，我们无从得知这里的“家”是否指代来福，但至少能够确定，她在写下“家”这个字时，一定想起过那间破败的小旅馆。
不去过度渲染苦难的价值表达
在接受1905电影网采访时，导演刘博文反复强调，自己并不喜欢刻意表达苦难，他认为在一个有关生与死的故事里，高潮部分呈现得越举重若轻，最后能够抵达的现实意义也就越深刻。他并不想要操纵观众的情绪，而是选择与观众一起，去找寻生活的意义。
“不屈命运，尽兴而活”便是他所找到的价值观念，这也从侧面解释了为什么三青等人在老傅去世后，宁愿冒着被打成残废、“二进宫”的风险，也要选择与强拆民居、违法犯罪的黑恶势力对抗。这是他们对待命运的方式，这是他们内心坚守的“道”。
“不屈命运”的后半句则是“尽兴而活”，由亲人的死亡过渡到了还存活于世的人，他们应该如何继续生活。影片通过三件精巧的道具，去表达“尽兴而活”的观念。
第一件道具是河北的假发，河北戴着假发是为了掩盖头上的伤疤，当他得知住在来福的小女孩即将化疗时，他选择摘下假发，将自己真实的一面展现在她面前。刘博文说，那句“你好丑啊”的台词，恰恰是那个年纪的孩子身上童真性的体现，他渴望告诉观众，病痛、困苦也许能够带走美貌、财富、身份、地位，但它带不走人们身上本源的特质。
第二件道具则是毛会计妈妈养着的绣球花，原本怏着的花经由毛会计之手活了下来，生的希望借由绣球花得到展露。
第三件道具，是秀梅姨临死前还抱在手里的弹珠，那是她对于儿子最后的记忆，在她去世之后，马小琳将弹珠交给了秀梅姨的儿子，亦是将母亲的爱递给了他。“尽兴而活”，意味着暂时放下旧日的冗杂，尽力拥抱新生，同时带着对亲人的思念，继续顽强地活下去。
这样的设计体现出的是导演一以贯之的“节制之美”，不去将苦难进行一种刻奇式的植入，而是节制地表现生活中难以忍受的痛苦，这种痛苦在影片中最为直接的展现，便是离别之苦。在影片里，三青与老傅之间亦父亦友，他们之间从未言明这层情感，影片也没有刻画老傅离世后三青的痛不欲生，但那种沉重与不舍还是让观众深刻共情，因为离别的痛苦，早已不需刻意展现。离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常态。
在刘博文看来，“正因一部电影的时长有限，所以很难完全把生活摊开来讲，或者把不幸非常写实地展现出来。我更希望让观众看到生活的两面性”。在痛苦之外，如何继续活下去，才是我们需要真正思考的课题。
THE END
